杨向奎：只要知识分子群体保持清流的品格，民族就不会灭亡！

人物简介
杨向奎（1910-2000），河北丰润人，《文史哲》杂志首任主编，曾任山东大学教授、中文系主任、历史系主任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、清史研究室主任，第五、六届全国政协委员。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、经学研究工作，著述丰厚。

杨向奎先生

作  者 | 吕家乡，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

原  载 |《斯文一脉》上卷，第280-285页
原  题 | 知识分子必须保持清流品格——杨向奎先生一席谈

扩展阅读杨向奎 | 解决中国古史分期问题，要先研究具体问题瞿林东 | 杨向奎先生访问记

时间：1988年6月3日上午地点：文史楼某办公室聆听谈话者：丁冠之、于中航、王兴业、王晓毅、吕家乡、吕慧鹃、朱玉湘、朱其凯、官美蝶、洛洋、赵珅、袁世硕、黄冕堂、葛懋春、傅友休、路遥......

我常常想念山东大学

游子都有乡愁，就是想念故乡。我离开山东大学以后，就像游子想念故乡一样，常常想念山东大学。我在山东大学那几年，正是新中国成立前后，的确是最值得怀念的岁月。这次回到山大，除了看望老同事，还很想见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老学生。今天在座的大都是我的老学生，有的我能够叫出名字，有的叫不出来了，请自报姓名吧……有的一别几十年，这是第一次见面，的确面目全非了！这些年的风风雨雨，大家都经历过来了，一定都有不少收获。

有句老话是“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”，我还想补充一句“人无近虑，必有远忧”。“近忧”和“远忧”往往都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。不知你们有没有这个体会？不是还有两句话吗？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”在中国的历史环境里，“远忧”“近忧”往往和这“不测风云”有关。人生在世，要经得起风云变幻的考验，还有其他各种考验。我们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同学，在这方面有很好的榜样。例如杨幼震，已经去世了，听说他很有骨气。还有孙达人，现在已经是陕西省的副省长，仍能保持清廉本色，政声很好。我希望山东大学出来的同学，不论到哪里工作，都能够给集体带来新鲜空气，不要和污泥浊水同流合污。

我的著作都是绝对正确的

我求学的经历大家可能都知道，不再说了。1935年我在北大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，1936年到日本留学一年，是和李尔重（后来成为知名作家）一块去的。到那里没了钱，向我的导师顾颉刚先生求援，他介绍我的一篇稿子在《东方杂志》发表了，给了200元稿费，救了急。1937年抗战爆发，我们立即回国参加抗日。当然我的职业还是教书。我教过《魏晋南北朝史》《隋唐五代史》《中国通史》《中国思想史》等等课程，有的是经过充分准备的，有的则是硬着头皮把任务接下来边学边教。在治学上，最初是跟随顾颉刚先生搞经学，搞春秋三传（《左氏传》《公羊传》《谷梁传》），上大学时就发表了一篇关于《左传》的论文，当时颇有影响。后来又写过一篇关于墨子的论文，也很受学界的重视。40年代我在东北大学评为教授，主要就是靠那篇文章。

我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，但我从来不从教条出发，不搞牵强附会。50年代我在山大发表了关于周礼的文章，现在看来还是不错的。1964年，我出版了《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》上下册，这是很有分量的重要著作。

《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》封面图

我总认为自己的著作都是正确的，绝对正确的，不然我何必写呢？

1964年以后，我开始转而搞理论物理，为此自学微积分。

给林彪讲中国哲学史

1966年“文革”风暴开始，我就整天挨批斗，研究只好停止。那时连范文澜那样的老革命、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权威也挨斗了。尹×（历史学家，当时是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成员）平时就和范文澜有矛盾，领头斗他。

1970年春，我忽然接到组织上的通知，叫我去“一个地方”。我坐着接我的汽车到了北海的军委礼堂，从那里又送我到了毛家湾，见到了叶群、林彪，叫我给他们讲中国哲学史。起因是，毛主席在中央开会发言时，喜欢讲一些典故，他们听了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包含什么意思，希望我能够发挥咨询作用。1966年春天我曾经给他们的孩子老虎（即林立果）做过家庭教师，当然也是组织上叫我去的。林彪、叶群给孩子选家庭教师有三个条件：一是党员，二是有学问，三是老成持重。组织上说我完全符合这些条件，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，我作为党员，不能拒绝。那时老虎还小，显得很有礼貌。1970年再去，就轻易见不到他了。后来中央在庐山开会，林彪、叶群都去参加，就把我送到北戴河“疗养”。庐山会议后，又把我叫回去继续给他们讲课。头几个月不让我回家，1970年冬天起让我回家住了，但规定我每月必须给林家打两次电话（15日和30日各一次），请示任务。我一直认真执行了好几个月。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（林彪折戟沉沙）我毫无所闻。1971年9月15日，我按时打去电话，没有人接。9月30日又按时打去电话，接电话的换了人。10月2日看《参考消息》，知道中国发生了“非常事变”。接着向李希凡（他在人民日报社）打听，知道是林彪出事了。不久听了传达文件。

林彪事件后，我成了审查对象。先是把我下放到河南，接着押回北京，在秦城监狱关了4年。这4年里，看书、看报甚至听广播都受到限制。我对自己的问题心里有数，给林彪、叶群讲课是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，我不能不接受，他们的任何阴谋我也没有参与，你不论怎样审查我也不怕。可就是不放我出去。直到打倒“四人帮”以后，我才出狱，出狱的情景相当滑稽。我所在的那一排监房要“清仓”，负责人来检查，问管理员：“清理完了吗？”管理员说：“还剩一个老东西。”“他有什么问题吗？”“没有问题。”“没有问题就让他滚！”就这样我“滚”出来了。

在监狱里研究相对论

在监狱里，我该怎样打发被审查监管的岁月呢？这是我不能不认真思虑的。刚才说“人无近虑，必有远忧”，就是那时候体会到的。因为时事、政治类的书刊不准看，我决定利用蹲监狱的时间学英语，又读了一些最新出版的物理书。我下功夫切实研究了相对论，觉得爱因斯坦的有些看法站不住脚，于是写了几篇有关相对论的论文，和爱因斯坦商榷，请军宣队转给北大或中国科学院。出狱以后，我自费出版了两本书，一本是《论时间、空间》，一本是《熵和引力》。请卢嘉锡看了，他是著名的物理化学家，当时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，他不赞同我的观点。1981年我被派赴美国访问研究一年，临行前请人翻译了一本带去，寄给美国的一个刊物。不久接到这家刊物编辑部的回信，说准备发表。可是我左等右等也不见发表，再去信催问，答复说：“我们是个小刊物，不敢发表您这样的大文章。”我要他们退稿，不退，说是还准备刊用。又是长时间没有下文。回国后再去催问，他们干脆不回信了，我至今也没有收到退稿。这家美国刊物真够滑头的。可能是因为爱因斯坦的名气太大，相对论早有定评，我又不是这方面的知名权威，想撼动相对论，事关重大，他们也吃不准孰是孰非，因此觉得发也不好，不发也不好。

知识分子必须保持清流品格

我现在正在写一本《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》，因为要占有许多实际材料，写起来很费劲，还特地跑到陕西、河南去察看古迹。同时在写一本《大一统与儒家思想》。等这两本书完成了，1990年后准备写一本哲学书，讲人生的。当然是理论著作，但我不愿意空谈理论，也打算适当结合实际，比如可能谈谈不正之风问题。对不正之风，你不能简单地硬碰，那样不能解决问题，要分析研究其中的道道。就知识分子来说，必须保持清流品格，不可迎合不正之风。只要知识分子群体能够保持清流品格，民族就不会亡。这里顺便说明一下，亡民族和亡国是两个概念，亡国不等于亡民族、亡天下。青年人要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，不仅要保持清流品格，还要勤奋刻苦。除了极少数例外，一般人都是普通才能，有点成就都是汗水的结晶。10年努力可有小成，20年努力可有一定成就。我年轻时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。我开始教书是教魏晋南北朝史，现趸现卖，为了备课，每天凌晨4点就起床。从那时养成了早起的习惯，至今还是这样。我蹲秦城监狱时已经60多岁，每天还坚持工作十来个小时。凭着监狱里的积累，1976年一出狱我就写了一篇数学论文，找到童第周，请他转给华罗庚看看，可是华罗庚正在患病住院，没好麻烦他。我生于1910年，到1990年就80岁了，精力不如以前了。我原来治学的习惯是同时搞三个课题，三头并进。80岁后，将后退一步，改为同时只搞两个课题。除了打算写一本谈人生的哲学书，还打算继续研究物理学，不过现在还不知道究竟要研究物理学领域的什么问题。因为爱因斯坦在相对论方面没解决的问题，我已经都解决了。研究量子力学吧，那需要很高的实验条件我不可能具备。

我可以开一门京剧研究课

我的业余爱好不少，最喜欢京剧，可以唱几句，但不会唱歌。我可以开一门京剧研究课，这不是瞎吹。几位著名的京剧名角里，我认为杨小楼是神品，余叔岩是逸品，梅兰芳只是能品。吴小如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）的看法不同，我跟他做过辩论。除了京剧，我还喜欢围棋，喜欢摔跤。我到日本参加学术会议，人家对我的介绍是这样的：第一是京剧评论家，第二是体育运动评论家，第三是物理学家，第四是历史学家。

我一生的学术贡献主要是什么？现在看来是在历史研究方面，也许若干年后，我对相对论的研究才会得到承认，那方面的贡献会大大超过我在历史研究上的成果。

我不过是个中等之才，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是我的最大愿望。

我并不狂妄自大，并不觉得自己是一朵花，一切都好，我知道自己有很多缺点和不足。总起来说，我不过是个中等之才，在外语上只是下等之才，有点成绩完全是靠努力苦干得来的。我的刻苦习惯是从小养成的。我幼年丧父，大家庭没有分家，伯父是家长，掌握财权。每到我要交学费的时候，母亲就带着我去央求伯父。我深知学费来之不易，因此学习非常刻苦用功。这习惯一直保持下来，以此为乐。《说文解字》我读过十遍，抄写过三遍。我的实际操作能力不行，记忆力也不行，于是避短扬长，搞点抽象的东西。我对自己的文风一直很不满意，总是老一套，四平八稳，想改，可是改不了。不久前《四川文学》约我写一篇关于李冰（古代水利家，都江堰的设计者）的散文，费了好大劲也没写成。

我提醒自己，年老了不能放下笔，因为一旦放下笔就再也提不起来了。

人是会改变的。1946年前后，我在东北大学（校址在四川三台）教书时，同事中的左派教授有赵纪彬、叶丁易（地下民盟盟员）、杨荣国（地下党员）。在“文革”中，尤其是在批儒评法时，杨荣国成了“四人帮”麾下红得发紫的红人，到处做报告。新中国成立前，山东大学的丁×教授骂共产党，他在1952年就去世了，如果多活几年，也许思想会变化。我在中国社科院的同事钱钟书年轻时非常狂妄，因此西南联大不聘请他，他到湖南的一个师范学院教书。别人讲课时他在门外听，听了故意高声哈哈大笑。年老时他的脾气就变好了，现在对人平易谦恭得很。

我再老下去会怎样变化呢？希望自已不要变坏，不要变得冥顽不灵。活到老、学到老、写到老，是我的最大愿望和乐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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